现实主义文学之所以在中国长盛不衰，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经济文化背景。中华民族自蒙昧之初，就在广袤的黄土地上繁衍生息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自然条件的艰苦，生存的艰辛，一开始就使先民们养成了深重的忧患意识和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，农耕经济催生的农耕文化，需要团结天下的生民，形成集体的力量，战胜各种自然灾害，从而孕育出中华民族勤劳坚韧、爱国爱家的优秀品质；同时关心民生，重视现实，救民于水火或施惠于民，成为历代社会的核心意识和重要职责。在这种背景下孕育出的中国文学，必然会选择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。即使在文学史上那些为数不多的神话作品，如 “女娲补天”、“精卫填海”、“后羿射日”和“大禹治水”等，以及屈原、李白等浪漫主义的伟大诗人，也都无不具有牺牲自我、勇于抗争、追求真理和嫉恶如仇的民族精神，这种精神往往也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所具有的。

    现实主义文学一直受到历代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诗人和作家的重视，也受到读者的广泛喜爱，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创作是深深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的。生活永远都是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。毛泽东当年在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中提出的这一文艺思想，曾经影响了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大批作家和诗人，丁玲的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、周立波的《暴风骤雨》、赵树理的《小二黑结婚》和《李有才板话》、李季的《王贵与李香香》、阮章竞的《漳河水》等现实主义作品，都是在这一文艺思想影响下创作出来的，这些作品为“五四”以来的新文学增添了新的生活色彩和更加大众化的艺术表现手法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在《讲话》精神的指引下，深入生活成为更多作家、诗人的自觉行动，出现了《保卫延安》、《山乡巨变》、《红旗谱》、《红岩》等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和《玉门诗抄》、《天山牧歌》、《花的原野》等歌颂新生活的诗作。特别是作家柳青，在秦岭脚下的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，创作出了史诗般的小说《创业史》，成为新中国现实主义作家的典范。回想柳青当年提出的“生活是作家的学校”的观点，觉得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，尤其值得今天的作家、诗人学习和继承。